（2）眼光投向民俗学
     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可以根据社会的要求或其对社会问题的发言进行时期的划分。我将其分为初期、确立期、后期三部分。初期即指他在1908年发现并进入民俗学的世界。作为前提，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在发现民俗学世界前的经历。
      正如前文所言，他自1900年起步入官场，最初从事农业政策有关的工作。他关于农业政策的考虑基于合理主意立场，1900年至1910年前后，他关于农业政策的主张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该主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必须由农民自行决定种植哪种作物以提高利润。当时是日本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时期，城市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下逐步发达，但是，当时与农村政策有关的官僚和学者却持农村不应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的观点，总而言之，即“农本主义”立场。也就是说，农村是极为重要的所在，农业举足轻重，故必须加以保护。他们认为，城市的资本主义是丑恶的，必须防止其进入农村，因此，应该围绕农村设置屏障，让旧有的状态保持下去。这是当时与农业政策有关的人的一般想法，柳田国男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农业必须应社会变化而变化，简单地说，因为社会全体正在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方式转变，农业也必须与之相应发展，结论就是，农民必须转而从事通过自己的判断积累资金的农业。
    柳田国男认为，社会上存在向可积累资金的农业转变的巨大障碍。当时的日本，地主制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大多数水田为地主所占有，农民一般是租种土地的佃农。在当时的地主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佃农向地主缴纳所收获的大米作为地租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作为佃户的农民无权自行决定种植何种作物。此外，地主把收来的米囤积起来，根据米价的波动高价卖出，赚取大量金钱。柳田国男认为，要发展可以让农民积累资金的农业，应该用现金地租代替实物地租。若佃农以现金向地主交纳地租，就可以自行决定种植作物的种类，根据自己的判断种植最能卖钱的作物，在出售作物获得的金钱中取出部分缴租即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能发挥“才觉（智慧的力量）”的农业。这种想法完全不为当时主管农业政策的官僚和学者所理解，简而言之，柳田国男的说法不为任何人承认。我认为，可以说柳田国男因之感到失望，在农业政策方面受到了挫折。
     在这样的前提下，1908年到了。在对农业政策感到失望的时候，不期然的发现，为他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他在1908年的九州之旅以及与佐佐木善喜的会面。某种程度来说，也有因对农业政策的失望而从中逃离的意味。首先，是1908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九州之旅。对现在的国家公务员来说3个月的旅行是令人羡慕的事，当时则是完全可能的。来自中央，或东京的官员到了地方，大体是在主要地区、政府所在地访问并举行宴会，随便看看，视察一下。但是，柳田国男在3个月的九州之旅中到了山区的深处，访问了山里的一个又一个村子。到了九州东南部，他去宫崎县最为偏僻的椎叶村呆了一周。即使现在到那里也是非常艰难的。东京的高级官员到访，村里极为重视，村长一直陪伴在柳田国男的左右。恐怕村长所期望的不是这个，但是柳田国男却认真地就他认为古老的农业和狩猎方法向村民求教。这是柳田国男的首次民俗调查。无疑关于这次调查的方法和内容并不算是真正的研究，但是他就自己极感兴趣的狩猎方法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了很多材料。

     这次浅显的调查，是柳田国男最初也是最后一次实际在农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很多人认为柳田国男在农村进行过大量的实际调查，还有说明这个的事典。但是，柳田国男亲自在农村通过与人交谈、做笔记，撰写调查纪录的事，只有最初的1908年在椎叶村的这一次。柳田国男所做的大量研究，大部分是通过使用全国关心或喜爱民俗学的人所报告的资料进行的。因此，事典、教科书等所介绍的柳田国男，在这方面是与事实略有出入的。确实，柳田国男曾在日本各地旅行，在旅途中欣赏景色、观察村庄或者对生产等，但是并没有进入农村进行访谈等调查。
     到农村观察，带着印象回来，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特色，作为唯一的一次调查，在宫崎县椎叶村的一周时间对他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椎叶村听到的，或者说从村民那里获得的关于狩猎的材料，于次年，即1909年结集成册。这是柳田国男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民俗调查报告。该书名为《后狩词记》。很久以前就有《狩词记》一书，因柳田国男相对于该书进行了新的调查，故缀以“后”字作为书名，其中汇集了与狩猎有关的材料。这是当年（1908）夏天的事。
    此外，当年秋天，大约是11月，柳田国男家有一位文学青年到访，此人即是佐佐木善喜。他是东北地区岩手县人。出身于该县远野的佐佐木善喜当时还很年轻，是20多岁的学生，但是却知道故乡远野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传说。柳田国男听到这些传说后大为感动，对佐佐木善喜的到访极为欢迎，多次与之交谈。谈些什么呢？世间不可思议的，在远野流传的事。例如有个女人进山以后突然消失，神隐而去，几年后突然归来之类；又例如有一种叫做座垫童子的类似神的少年，他在呆在哪户人家，哪户人家就会渐渐富有起来。虽然看不见他们的样子，但是既然叫童子，应该是小孩吧。富裕起来的人家要是说了座垫童子的坏话，或者有什么轻慢之处，座垫童子就会生气离开，这家人很快就会没落，现在变得很倒霉，比如某户人家就是如此之类的传言。柳田国男就是从佐佐木善喜那里听到这些，并作了笔记。按普通的说法就是传说、民间故事之类的内容吧，此外远野民间节庆也掺杂其中。这些听来的内容后来也结集成册，即《远野物语》一书，相当有名。

     对民俗学感兴趣的人中有很多就是被《远野物语》所感动，进而希望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虽然没有产生研究民俗学的意愿，但是被《远野物语》所感动，带着这本书到远野去访问的年轻学生也大有人在，且风行一时。此外，现在如果去远野，会看到不少专门迎接客人的设施。有的地方有大妈在等候来客，说着《远野物语》里写着的话。最初，也有读了《远野物语》后为其感动的人到了那里，听到当地人的话和书中所载有所不同，即指其“讲错了”，大为生气的事。现在当地人都按《远野物语》所载的内容说话以满足来客的需要。民俗学和观光的问题，看来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课题。
    1908年的这两次体验，正当柳田国男失望于农政学而欲离之的时期，使其决定转向新的方向。当时，他关心的是山区深处人们的生活和文化等。这些是非稻作地区。实际上，远野是盛产的大米的地方，但是他却把这里想象成了山区。此后10年间，他一直专注于山区深处非稻作区的的生活和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关于这点，后面再具体地说明。
（3）贯穿一生的三大特色
    那么，接下来看看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柳田国男进行了50年的民俗学研究，这50年间的研究内容并不是一直不变的，可以分为几个各具特色的时期。但是，可以说这50年中，始终有相同的特色贯穿其中。
     贯穿其一生的第一个特色是，柳田国男主张民俗学乃是历史研究，称民俗学为一种究明历史的的学问。无疑，民俗学和普通的历史学是不同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各地人们现在的行为方式为资料究明历史的学问。因为是民俗学，所以用“民俗”这个说法，也就是把这些现存的行为方式冠以“民俗”之名作为研究资料。关于这点我认为应该正确认识，对柳田国男来说，究明历史是民俗学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世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对这点置之不理则无法了解过去的情况，因此需要探求历史的真相。很多人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不变的事物，柳田国男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主张民俗学研究是为了搞清楚不断变化的事物的历史，如后面要介绍的那样，柳田国男正是把重出立证法和方言周圈论作为究明历史的方法提出来的。
    其次，第二个特色是经世济民的主张。现在研究柳田国男的学者，将其学问的特色以“经世济民”一词加以总结，但是，柳田国男并没有用“经世济民”这四个汉字说明过自己的学问，一般是采用“为世为人”的说法，或者称为“学问救世”。后世研究柳田国男的学者将其称为“经世济民”，以至于现在甚至有人误以为柳田国男自己用过“经世济民”的说法。说句题外话，在中国“经世济民”四个字似乎并不一定同时使用，“经世”和“济民”应该是在儒教的不同时期逐渐使用起来的。在日本，“经世济民”的说法则是18世纪后逐渐盛行，应该是正确治民改良社会之意，经济学的“经济”可以认为是“经世济民”的省略形式。总而言之，柳田国男称自己的学问为“为世为人”的学问，换言之，即把研究实际社会所要求的，或者社会上发生的事作为民俗学的使命。
     第三大特色是对语言的重视。要说明这个非常困难，简而言之，日语在日本各地使用，同时在狭小的日本各地也存在各种差异，他希望从这些差异中发现历史的演变轨迹。不知道是不是成功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说，“亲”这个词，不用说指的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但是，柳田国男注意到各地“亲”这个词有更加广泛的含义。与“亲”相对，“子”这个词也同样在各地有不同的含义。简单的说，比如有把劳动的指导者称为“亲”的情况，或者有的地方称实际上不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像父母一样照顾和保护自己的人为“亲方”、“亲分”等。此外，还有“中人亲”、“名义亲”、“拾获亲”等各种各样的“亲”。反过来，“子”也有指并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劳动中的具体操作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加上这一劳动的种类，如把操舟从事渔业的人，也就是船员称为“船子”，或是称撒网捕鱼的为“网子”。有些词意义不太明确，即把狩猎的时候追赶猎物的“yako”（这个地方原文是片假名注音，没法翻译）写作“势子”，或者把矿山的劳动者称为“友子”。前一个字指劳动的内容，后一个字则指从事这一劳动的人。这样一来，各地都有“亲”不仅指生身之“亲”而还有劳动的指挥者、指导者的含义，“子”则指劳动作业的操作者的情况。此外，有的地方“亲子”一词有亲戚的含义，不仅指实际上的父母和亲生子女，而是有更宽的指称范围。把这种各地的说法大量搜集起来，如果是比较古老的，就能说明“亲”在古代有和现在的“亲子”的“亲”不同的用法。这并不是单一的语言史研究，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亲”和“子”这样的词汇可以得知家庭结构的历史。也就是说，现在只有父母子女关系的家庭结构正在形成，古时候日本的家族则比现在庞大得多，原因在于一个“亲”之下，有众多作为劳动力的“子”之故。
     在进行日本民俗学调查时，肯定会提出“这个叫什么？”的问题，这样被问到的不论是事情、节庆、做法，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柳田指示调查时把这些名称记录下来。此后以30年代为中心，柳田国男把这些名称分类整理成书出版。因为这些名称表示的是民俗事象，故称之为“民俗语汇”，这些书也就是民俗语汇的集成。当时并不使用“民俗”的说法，而是称为“习俗”，如与婚姻有关的语汇集成称为“婚姻习俗语汇”，与节庆有关的语汇集成称为“岁时习俗语汇”。以这些民俗语汇为窗口，研究的不是语言史，而是以语言为窗口研究社会的各种结构、行为、礼仪、信仰等等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恐怕是柳田国男开创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以上是纵观柳田国男50年民俗学历程所见的三个基本特征。下面，看看与他这50年民俗学研究不同时期的使命感有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