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站在藤原集团的对立面
　　890年（宽平二年）菅原道真任满，从讚岐归京。这是一个新的仕途的出发点，可是心境还是郁郁不得志。
　　这一年(阴)五月，橘广相死去；(阴)十月底，藤原基经也病倒了，拖到次年正月也就撒手西归。宇多天皇与藤原基经的矛盾至此告一段落，政治局面发生新的变化。
　　藤原基经死后，没有人继任太政大臣，也没有人任摄政或关白。左大臣仍是源融，他原来是嵯峨天皇的皇子，后赐源姓，降为臣籍。在废阳成天皇时，他很想登基，但为藤原基经所压制，从872年起，一直任左大臣。新任右大臣的藤原良世，也不是藤原北家的嫡系。值得注目的是藤原基经的长子藤原时平（871一909年）的动态。
　　887年宇多天皇即位时，任藤原时平为“藏人头”。在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于(阴)二月底准许菅原道真升殿，即进入朝廷。又补他为藏人头，然后升时平为参议。参议是能够参与朝政，议论国家大事的重要职务，其地位仅次于大臣和纳言，一般从大辨、近卫中将、藏人头、左中辨、式部大辅等位阶列入三位的高官中任命。所以时平虽然比菅原道真小二十七岁，但地位却比菅原高。
　　同年(阴)三月，菅原道真又任式都少辅。(阴)四月兼左中辨，不久辞去了藏人头职务。
　　892年，宇多天皇大力开展修史事业。(阴)五月初敕命源能有、藤原时平修撰《日本三代实录》。所谓三代，就是指清和、阳成、光孝，包括857年到887年间三十年的历史。稍后一些，又敕命菅原道真撰进《类聚国史》。《类聚国史》的要求，就是把《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和《文德天皇实录》五部史书，按神抵、帝王、岁时、音乐、政理刑法等部类分类编辑。对菅原道真来说，这是很大的荣誉。到同年(阴)十二月，他又兼左京大夫，并奉敕在清凉殿进讲《群书治要》。
　　893年(阴)二月，菅原道真也被任参议，并兼式部大辅。当时任参议的还有源真恒、藤原有穗、源湛等。以能力而论，自然菅原道真要高明得多。而藤原时平又走前一步，已升为中纳言了。[4]同月，菅原道真又由左中辨升为左大辨，(阴)三月，又兼勘解由长官。(阴)四月，宇多天皇立敦仁亲王为太子，又命菅原道真为东宫的辅导人员“春宫亮”。(阴)九月，菅原道真撰进《新撰万叶集》。从这样的升迁过程，可以看得出宇多天皇在特别提拔他。分析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下列三点：第一，在“阿衡事件”发生时，一般儒生都不敢表明态度，而菅原道真特地为此上书藤原基经。表面从藤原基经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而实际上是为橘广相解脱困难，进一步说，也使宇多天皇脱出了困境。第二，宇多天皇长期受藤原基经的压抑，在基经死后，就培养与藤原北家相对立的自己的力量。于是他看中了菅原道真。第三，菅原道真不仅是个文人，而且有办事能力，比当时同辈人强些，也许宇多天皇认为足可以信任。
　　这种情况，藤原北家系统的贵族当然看得出来，藤原时平必然有所觉察。这股传统的贵族势力正在找一个排挤菅原道真的机会。
　　894年(阴)八月，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左少辨纪长谷雄补副使。
　　可是，他面对当时的现实，于(阴)九月十四日提出了《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原文如下：
　　右臣某。谨案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纳等所到之录记，大唐调弊，载之具矣。更告不朝之间，终停入唐之人。中瓘虽区区之旅僧，为圣朝尽其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臣等伏检旧记，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瓘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瓘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被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欵诚，伏请处分。谨言。
　　这篇状文，主要说明唐朝情况凋弊以极，没有派使去的必要；如果派去，恐有“难阻饥寒之悲”。在此之前，在(阴)七月中已将中瓘送来的“录记”上报。《菅家文草》也载有《太政官牒在唐僧中瓘报上表状》：
　　牒奉敕者中瓘表悉之。久阻兵乱，今稍安和。一书数行，先忧后喜，□源茶等准状领受。诚之为深，溟海如浅。来状云：温州刺史朱褒特发人信，远投东国，波浪眇焉，虽感宿怀，稽之旧典，奈容纳何，不敢固疑。中瓘消息，事理所至，欲罢不能。如闻商人说大唐事之次多云：贼寇以来，十有余年，朱褒独全其部，天子特受忠勤，事之仿佛也。虽得由绪于风闻，苟为人君者孰不顾耳以悦之。仪制有限，言申志屈。迎送之中，披陈旨趣。又顷年频灾，资具难备，而朝议已定，欲发使者，辨整之间，或延年月。大官有问，得意叙之者，准勅牒送，宜知此意。沙金一百五十小两，以赐中瓘，旅庵衣钵，适支分□。故牒。
　　参照这两个文件，虽然有些文句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大体上可以认识到，唐昭宗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还由温州的朱褒通知日本已经好久没有派遣使节，而日本方面因为连年发生灾祸，派遣有困难。在(阴)七月中还想“或延年月”，而(阴)八月中突然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未免有些突然。或许暗地里有什么政治谋划在起作用，亦未可知。菅原道真处于被动的地位，于是索性把该不该废止遣唐使的基本问题提出来，请公卿公开讨论。到(阴)九月三十日，宇多天皇终于停罢遣唐使。如果没有宇多天皇对菅原道真的支持，照前一次小野篁副使称病不去而被流放隐岐岛的事例[5]来处理，菅原道真也会被流放到偏僻地方去的。可是这一次却一点也没有影响菅原道真的政治生活。
　　菅原道真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废止遣唐使，对他祖父清公以来两代的传统来说是一种背叛；而另一方面更容易被人指责不敢冒风涛之险，是一种儒怯的表现。但菅原道真毕竟勇敢地根据事实提出废止之议，当时的事实是：（一）唐朝已经调弊之极，战乱频发，遣唐使即使上陆后，还会经历许多艰难险阻，而不见得会有多大收获；（二）北边新罗势力侵及对马岛一带，南边北九州一带海盗猖獗，遣唐使船只无法保护。在这些具体事实面前，终于把维持了二百六十四年的遣唐使传统彻底结束。
　　我们还很难推测，委任菅原道真是否是又一次排挤他的阴谋。也许宇多天皇的好大喜功的心理被人利用了，他本人还以为菅原道真一定乐意这个任命；不料菅原道真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从根本上否定了遣唐使的派送，这才使他猛醒过来，取消了这次任命。藤原集团的人自然会从不服从诏命这一点对菅原道真进行诽谤，但阴谋已经露出破绽，无济于事了。
　　现在再从晚唐的情况来看，菅原道真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黄巢农民大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军阀互相攻占，唐朝朝廷已经失去威信。所以，“不朝之问”是否来自唐昭宗（889一904年）很是可疑。温州刺史朱褒，是在882年由浙东观察使刘汉宏招安的。他在温州独霸一方，朝廷遣使，也不奉诏。890年他把刺史让给他哥哥朱诞，894年又交给他另一个哥哥朱著。[6]他这样的人能传达朝廷的旨意吗？如果菅原道真信以为真，当上遣唐使，即使平安抵达温州或其他港口，他的使节团的遭遇可想而知，所以菅原道真的确有先见之明。
　　在中日关系史上，由于一般只讲到838年以藤原常嗣为首的遣唐使为止，对这次遣唐使的废止没有加以深入分析。或许还有人以为此举出于菅原道真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对唐朝的不友好态度。而事实上，菅原道真却是一个累世研习中国典籍、深知唐朝实际情况的人。近来日本又有人认为菅原道真已经具有建立日本文化的自信心，所以决心不再向唐文化学习，此举对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有巨大的贡献。那又未免夸大了它的作用。我们仔细查看菅原道真的著作，还看不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深深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但对不合时宜的这种政治行为又竭力反对。
　　这次风波过后，菅原道真仍然官运亨通。895年年初，兼近江守，(阴)十月，叙从三位，任中纳言，(阴)十一月，又兼东宫的权大夫。在名义上，藤原时平是东宫大夫，那是因为依然照着家督的传统，而担任实际辅导的却是菅原道真。
　　896年(阴)八月，菅原道真又兼民部卿，并处理一些官田问题。(阴)十一月，他的长女进入宫内，他也成为外戚。他和宇多天皇的关系越来越接近，而他自身也逐渐受到藤原北家以外的官吏的反对。897年(阴)六月，藤原时平任大纳言、左大将，而同一天，菅原道真也任权大纳言、兼右近卫大将。藤原北家从良房、基经以来的权势，本来要高出以文章世家的菅原家不知多少，这次却有些旗鼓相当了。
　　同年(阴)七月，五十三岁的宇多天皇让位，太子继位，是为醍醐天皇。醍醐天皇即位时才十三岁，宇多天皇写下了《宽平卿遗诫》，就公事仪式、任官叙位、臣下贤否以及动作、学问等都留下了恳切的训诫。而总的情神是要警惕藤原北家的权势抬头，并强调了菅原道真的功劳。[7]醍醐天皇即位时，菅原道真升正三位，不久兼中宫大夫。
　　当时的朝廷，至899年时，藤原时平为左大臣，菅原道真为右大臣。菅原道真当时曾提出辞退，但没有实现。
　　900年年初，醍醐天皇秘密地想任右大臣菅原道真为关白。如果实现，他就会超越藤原时平的地位，这是相当危险的，菅原道真坚决推辞掉。他又屡次请辞右大臣[8]以及右近卫大将，终于皆未辞掉。同年(阴)八月，他把菅原清公的《菅家集》六卷、菅原是善的《菅相公集》十卷和他自己的诗文集《菅原文草》十二卷，合成《菅家三代集》进献，醍醐天皇为此着实称赞了一番，认为胜过了白居易。[9](阴)十月他父亲的门生、文章博士三善请行写信给他，劝他急流勇退。[10]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可以看出，菅原道真已经被夹在天皇集团势力与藤原北家势力之间了。菅原道真越受醍醐天皇信任，越成为藤原时平的对立面。
　　不满意菅原道真的还有如源光这样的大贵族，他是仁明天皇之子而降为臣籍的。他于891年任中纳言，899年任大纳言。他也不甘心居于菅原道真之下，就和藤原时平勾结在一起。
　　到901年(昌泰四年)正月七日，菅原道真叙从二位。这是菅原道真登峰造极的时候，可是危机四伏，悲剧即将出现。